撰文 | 吕一星

6月12日至13日，2021中国汽车重庆论坛在渝召开。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在论坛中发表了主题为《打基础 练内功 抓住机遇 构建新格局》的主题演讲。

  

  

李书福在演讲中表示：中国汽车企业应该要实现从效率优先向公平优先转变。这样才可以与世界接轨。

李书福说：过去几十年的改革开放提倡的都是效率优先，因此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到处高楼林立，看上去很有钱。而今天的中国更需要公平，如何实现从效率优先向公平优先的转变，这个问题举国上下都需要思考，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当前一线劳动者缺乏职业尊严，比如洗厕所、扫地、做保姆、一线产业工人总觉得自己缺乏职业尊严，因为相对收入太低了，而且被重视的程度不够。没有职业尊严就不可能形成职业精神，没有职业精神就造不出高质量的产品，他对自己这个职业觉得不受尊重，所以要想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是很难的。

“我们一定要为一线劳动者的职业生涯创造更好的职业条件，加大培训投资的力度，提升职业能力，让千千万万的一线劳动者工作有奔头、生活有保障、家庭是小康，让他们能够集中精力沿着自己的专业方向安心稳定的工作，不断实践和探索，不断提高能力水平，在产业链上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职业价值，从而收获尊严、成就梦想、成就幸福。作为企业要积极构建与员工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为员工打造理想家园，只有员工心情舒畅了，产品才有质量的保证，企业才有生机活力，才有光辉的明天”。

对于李书福在演讲中提出的这一观点，笔者深表认同。

其实这一问题在过去的中美贸易战中就有体现。譬如，此前特朗普政府及其背后的利益集团选择对华展开贸易战，底气主要在于：中国经济对出口依赖度高，占到GDP超过20%。其中对美出口的商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20%。相比而言，美国的对华出口仅占商品总额的8%。美国对于贸易战的经济承受力更强。

此外，美国对华出口的主力产品大多是飞机、芯片、操作系统、工业软件等高附加值产品，而中国对美出口产品的主力大多是电器、服装、玩具等低附加值产品，相比较而言，美国对华出口的商品可替代度难，而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则容易从其它国家找到替代品。一旦贸易战开打，美国手里的筹码要远多于中国，这就是特朗普政府敢于主动挑起对华贸易战的底气和资本。

为什么说到了贸易战和进出口的问题。这是因为美国就是例子。

为什么美国对出口的依赖度比中国低？那是因为美国的内需强，人民手里有钱。所以不需要依赖出口，也能带动GDP。为什么美国人手里有钱，是因为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收入高，职业更有尊严感和幸福感，愿意在国内消费、花钱。

  

  

如果要追溯美国的历史，早在立国初期，美国在发展本国工业和制造业时，即提出了一种“以我为主”的国家崛起战略，摒弃了以前殖民地时期英国的自由贸易和比较成本学说。这导致美国的工业和制造业产品并不主要面向出口，而是特别强调依靠内需和国内市场——好东西优先满足本国市场的需要。

和20世纪开始流行的经济全球化、自由贸易理论不同，从1783年美国建国到二战爆发前，美国对进口市场一直奉行高关税政策。因为美国在建国初期的制造业水平还比较薄弱，无法与发生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工业产品相竞争。只有高关税才能将以英国为首的国外工业产品挡在门外，才能给美国本土企业提供足够的制造业利润、才能给本国员工提供高工资，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

也是美国人最先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本国人民只有工资高，才会有幸福感、才能享受物质生活并提供强大的内需和国内市场，与此同时还能降低统治成本（例如欧洲三大工人运动，就曾对本国政府的统治造成过强烈的冲击）。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会在19世纪首先在欧洲诞生，而在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根基就扎得不深。主要原因是在整个19世纪，美国劳动者的工资待遇要远远高于欧洲。美国工人的生活质量和品质要远高于欧洲（整个19世纪，美国人的平均工资要比英国高50%）。美国在建国初期的150年时间里，其经济崛起的国策可以概括为：高关税、高工资、大市场。

对于提升一线劳动者收入的问题，应该说在此前几年激烈的中美贸易战中，中国高层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包括此后提出的扩大内需、加强内循环，也离不开一线劳动者收入和消费的增加。

但笔者认为不能将一线劳动者收入的提升完全交给市场和企业（实际上中国制造业企业和实体经济还普遍大而不强，利润并不高），要充分发挥政府在财富分配上的作用，用看得见的手去影响看不见的手，通过提升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事业的投入，提升一线劳动者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进一步减轻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负担。

而另一方面，在中国，以互联网、金融、房地产为代表的暴利产业还依旧闹着虚火，无论是创业者、资本、还是政府决策者，对此还没有清晰的认识。大量资本依旧源源不断的从实体经济抽离出来，通过直接投资或间接通过风险资本的方式进入到这些暴利产业，使得其能借助产业的虚火能较轻松获得资本，获得资本后，以夸张的高薪从制造业掠夺人才，造成大量人才脱实向虚，而实体经济不仅得到的支持少之又少，本属于它们的人才与资金也大量流失到很多并不为社会创造真实价值的互联网产业，使得实体经济走向空心化。

以汽车为例，此前笔者通过调研、访问相关的专家、工程师，普遍认为我国实体经济的空心化问题开始出现的转折点在2008年，从2008年4万亿投资计划开始，政府通过投资去拉动银行释放信贷资金后，中国的房地产价格就开始疯涨。而由于房地产价格的暴涨，尤其是二三线城市房地产价格的暴涨，给制造业企业的科研人员和工程师造成了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也造成了包括汽车制造业专业人才的大量流失。也就是说：房地产和金融资本对实体经济的挤压造成了大量的人才流失——人才也是人，人才也要吃饭、也要娶妻生子、养家糊口。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个社会财富的利益分配问题：从事包括汽车在内的制造业实体经济的工程师，如果这些人在制造业企业，一个月的税后收入买不起当地一平米的房子的话，这个领域的人才就很难留住。要建设制造业强国，肯定要从人才抓起，人才都流失了，谈何制造业强国？

因此，要重振实体经济、笔者认为必须从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通过税收和法律手段对互联网、金融、房地产等暴利产业的利润加以限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方能真正提升一线劳动者的收入、真正拉动内需、打造强大的国内市场，未来才能在面对贸易战等突发事件时，真正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所以李书福提出，提高一线劳动者的职业尊严、收入和幸福感，这个观点可谓恰逢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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